简要回答
明朝皇帝朱元璋（1368-1398）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服装的规章制度。 其目的是减少元代（1271-1368）服饰对明代服饰的影响，重新弘扬唐宋服饰文化，使明代服饰的穿着方式和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汉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典型。 这些都是在太湖流域出土的明初墓葬中发现的。
图1 太湖地区
1 明代墓葬的发现
据了解，在多处出土的明代墓葬中都发现了纺织品，而这些墓葬大多集中在太湖地区，包括东部省份的江苏、浙江、上海（图1）。 但这些墓葬多为明代中后期，如浙江桐乡杨庆墓（1461年）、台州胡愈墓（1490年）等。目前仅发现三座明早期墓葬中留有纺织品遗存。 ，而这三座墓都在江苏无锡。 其中最早的是鲁迅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 明初的男装闻名于世。 第二座墓是周朴墓。 墓主人也是一位男性。 在这座坟墓中，发现了棉麻织物制成的衣服。 第三处是周氏女墓，墓内出土了一些女性衣物和丝织品。 本文将重点介绍这座位于无锡的周氏家族墓。
2 明周氏墓
2.1 背景介绍
周氏墓位于太湖之东，今无锡市郊。 2002年冬，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无锡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和文物保护修复专家联合对该墓进行了发掘。 棺材上用石灰臼、沙子和糯米汁封住，还有一些丝质衣服。 该墓最初是在一次工程发掘中发现的。 在发掘过程中，墓葬部分遭到破坏，墓内随葬品的位置和秩序也被打乱。 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只发现了一些木制器物和装饰品，如梳子、别针等。保存下来的丝绸服装被转移到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加工。
发掘队在墓旁发现了一块不完整的墓志铭，上面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信息：钱公达之妻周氏墓在（？）大厅。 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查明墓葬的情况。 店主周某，女，钱氏（钱公大或钱大）之妻（图2a、2b）。 另外还有墓志铭，可以证实周夫人死于永乐年间。
图2 周氏墓志铭2a
图2 周氏墓志铭2b
2.2 出土衣物
无锡钱氏的祖先最早来自吴越国统治下的浙江杭州附近的临安。 吴越国（907-978）是五朝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 其首都为钱塘（杭州）。 鼎盛时期疆域达13州，大约覆盖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福建东北部。 宋代时，家族迁居无锡，元明时期再次崛起。 1960年，无锡君江山腰阁发现一座一男一女合葬古墓。 该墓的主人是钱于（1247-1320）。 该墓距周墓仅5公里。 这座坟墓中还发现了丝绸和其他衣物。 然而，周女子的丈夫钱氏只是一位学者，而非官员。 从墓中出土的各种服饰来看，墓主人的穿着只是永乐时期普通中产阶级的服装风格。 由此可见，这个家庭可能并不是很有钱。
对比史料记载和墓葬出土实物可知，这一时期的女性流行穿着短上衣，类似夹克，称为“大衣”。 周墓出土了四件袄，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一件素纹万字纹齐袄。 外套上有四根平纹缎带，其中三根至今仍完好（图3a.3b）。
图3 出土衣物及其结构 图3a
图3 出土衣物及其结构 图3b
第二层是短袖衬衫，当地话叫纱布。 与现在的背心很相似。 它是一种复杂的纱布织物，非常薄且透明。 这件文物的花卉图案领口窄，袖口宽30厘米，因此可以穿在长袖上衣外面（见图3a和3b）。
第三件衣服形状严重受损，只保留了一些碎片。 它是一块织有六角形图案和卍字图案的花丝。 整体风格与第一件（文物编号1649）相似。
这四件外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缠花杂宝图案的缎子外套，领子上有刺绣。 夹克并不完整，但可以从其余部分推断其尺寸（图4a.4b）。 领子上绣的凤凰和杂宝云图案格外引人注目，这可能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
最早的长袖上衣和短袖背心都是开领的，每件衣服的内领都比前领窄。 后衣领下部较第一衣领较窄。 看得出来，这些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
图4 出土衣物及其结构 图4a
图4 出土衣物及其结构 图4b
这些外套的另一个特点是左侧开襟，与苏州曹女墓（1367年）出土的服装形成鲜明对比。 一种是左折杂宝云纹缎袄，一种是右折菱纹、卍字纹缎袄。 明末女装多为右襟。 据推测，这种左前襟的服装很可能是太湖地区妇女服装的一种特殊款式。
除了这些外套外，周墓还出土了四件裙子。 较为完整的是薄纱裙（图3a）。 裙子有前后两片，每片由三片半布料制成。 当时，织物的宽度受到织机宽度的限制。 裙边总宽196厘米，其中中裙门重叠形成的光滑边宽17厘米。 裙子上有八个褶皱，每侧四个，彼此相对排列。 这种设计在明代非常流行。
其他三件裙子的造型基本相同。 第一条裙子（文物编号1648）与领口有刺绣的外套（文物编号1647）采用相同的深色缎子制成。 这两件衣服可能是作为一套配套的裙子穿着的。 第二件为云纹深色缎裙（文物编号1650），第三件为素色裙（文物编号1656）。 墓中还发现了鞋子、袜子和裹脚布。 所有鞋子均为素色缎面，脚背上有倒缝刺绣，后跟有丝带。 这三双鞋上的刺绣略有不同。 第一双为牡丹花图案（图5a），第二双为杂宝云图案（图5b），第三双鞋为莲花图案（图5b）。 5c）。 这双鞋长约22.5厘米，比我们想象中的清代典型的三寸金莲还要大。 而这纱罗缠足布，打开之后，是可以测量的。 它长200厘米，宽21厘米。 其现存形式与当时缠在脚上的形状相同（图6）。 从史料记载来看，这种“缠足”的习俗在明代十分盛行。 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明代缠足的实际尺寸几乎比元代理想的小脚——所谓的“三寸金莲”大一倍，可以说是大了一倍。可见，缠足习俗此时达到了顶峰。
图5 出土的鞋子及其结构 图5a
图5 出土的鞋子及其结构 图5b
图5 出土的鞋子及其结构 图5c
图6：扭经缠足
2.3 组织结构分析
周墓出土的纺织品多为丝绸，组织结构多样。 素缎和绫最早见于附近的钱于墓（1231年），苏州曹氏墓中发现的较多。 可见，这种组织是明代比较主流的织物品种，也有一部分是素色花纹织物。 复杂的纱罗织物通常用于制作背心、领边和一些鞋带。 从一些残片中可以看出，在复杂的纱布上用扁金线绣出了一些图案（见图7a-7h）。 刺绣是服装装饰的主要方法之一，尽管这在洪武时期是被禁止的。 周墓出土衣服的领子和鞋帮上均饰有金线钉绣和倒缝绣（见图8a-8b）。
图7 周墓7a出土织物的组织结构
图7 周墓7b出土织物的组织结构
图7 周墓7c出土织物的组织结构
图7 周墓7d出土织物组织结构
图7 周墓7e出土织物的组织结构
图7 周氏墓7f出土织物组织结构
图7 周墓7g出土织物组织结构
图7 周墓7h出土织物组织结构
图8 鞋材组织结构第8a部分
图8 鞋材组织结构第8b部分
2.4 模式恢复
花卉图案是明代服饰图案的典型代表。 这种图案一般以牡丹或莲花图案较为常见。 但有些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花形。 例如，牡丹代表春天，莲花代表夏天，菊花代表秋天，梅花代表冬天（图9a-9b，文物编号1647、1651）。 这些花卉图案中经常出现鸟类，尤其是杂宝图案。 周墓出土的几件衣服上都有花卉云纹缎。 此类图案不仅见于深色花卉织物上，也见于刺绣中（图10，文物编号1647）。 明初流行的云纹图案是元代图案的延伸（图11，文物编号1650），与明代中期流行的风格化四通灵芝云纹图案完全不同。到了清朝初期。 （文物编号1644）。
图9 牡丹花图案鞋纹复原
图10 刺绣花样
图11 云纹复原（文物第1650号）
此外，万字图案自元代起也广泛应用于丝绸服装上，一直流行到明初。 这种图案多出现在平纹织物上（图12）。 部分部位还添加了几何图案，偶尔巧妙地出现在用作披肩的卍字纹暗绫上（文物第1646号）。
图12 万字纹局部（文物第1646号）
2.5 周墓出土衣物的织造技术
我国丝绸面料的发展与织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般的几何平纹织物可以在比较简单的织机上制作，而织造杂宝或鸟纹图案组合的深色缎纹织物则需要提花织机。 但周墓出土的衣服上的图案相对较小且精致。 例如，花杂缎为单一图案，纬纱宽度为6厘米，经纱长度为7厘米（如图7a所示），而另一种云纹缎为单一图案，纬纱宽度为6厘米，经纱长度为7厘米。经线长度12厘米（图11，文物编号1650）。 卍字缎巾上的图案纬向仅6厘米（图13，文物编号1646）。 当时织机的幅宽约为60厘米，因此这种图案在60厘米的幅宽上总共有10个循环。 。 然而，这些图案的尺寸在经纱方向上是不同的。 花暗缎的纬密为46根/厘米（图7a、8b，文物编号1647），经向每个花圈为7厘米（共322根纬线），而云纹缎为40根每厘米有纬纱，每个花圈经向12厘米（共480根纬纱）（图11，文物编号1650）。 卍字缎巾上的卍字图案由22根纬线组成（图13a，文物编号1646）。
图 13 尺寸图
图13：千字巾（文物编号1646）
这些明初丝绸是用提花织机织成的，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当时的图像，比如《天工开物》等印刷作品中的插图。 该型织机用于太湖流域浙江湖州双林地区生产深色图案织物。
3结论
元代妇女的典型装束是上身窄袖短衣，下身着宽裙。 曹氏墓（1367年）出土的各类服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服饰的变革始于1370年，洪武皇帝对服饰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后就开始了。 例如，在这些新规定中，明确规定普通男子的妻子只能穿着缎子、锦缎、简单的纱罗织物、平纹织物等浅色丝绸。 即使在礼仪场合，也禁止穿着绣花服装。 但到了永乐年间，这些服饰规范被淡化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墓中出土了如此精美的金绣服饰。
这些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初期太湖地区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女装的穿着和制造特点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当时纺织生产的主要材料是丝绸，而明朝后期才开始流行棉花。 从这些墓葬出土的服装来看，右衩的制作技术早在唐代（618-907）就已经产生。 到了元代，在生产制造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还有一些图案，如云纹等。 、卍字等图案在早期也被用于服装制作中。 从服装的造型来看，与明代中后期相比，早期的衣裙宽度稍宽。 无锡周墓的发掘无疑为我们研究明初纺织服装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
（本文首发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作《中国纺织考古与科学研究》，赵峰、周扬、刘健等撰稿，《澎湃新闻》授权发表。原文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本文未发表。）